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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 | 李茜：兔年说兔，谁是地球上兔子的“老祖先”？******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北京1月21日电题：兔年说兔，谁是地球上兔子的“老祖先”？

　　——专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茜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

　　2023年是中国传统的癸卯兔年。兔子以其活泼好动的特点，颇受人们的追捧与喜爱。

　　可爱的兔子如何起源演化而来？这个问题一直备受古生物学界关注，也引发诸多争议，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野外考察队在安徽潜山约6200万年前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为“安徽模鼠兔”的化石，研究确认它是兔子的祖先类型，才平息了兔子起源争论。

　　安徽模鼠兔何以成为“兔祖先”？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研究上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兔年到来之际，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李茜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兔年说兔，科普揭秘兔子的“前世今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视频：【东西问】李茜：中国发现的化石为解决“鼠兔同源”争议提供关键证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兔子起源研究在古生物学界曾有哪些争论？安徽模鼠兔化石的发现，为兔子起源和鼠兔同源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关键证据？

　　李茜：今天大家都喜欢的兔子这种小动物，它在世界上虽然分布广泛但分类上并不庞杂。在古生物研究历史上，关于兔的起源曾经有非常多的争论，包括兔可能跟踝节类有关系、兔可能起源于亚洲特有的一类生物等，鼠兔是否同源也是学界长期争议的话题，因为缺少关键的化石证据，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达成共识。

6200万年前“兔祖先”安徽模鼠兔的复原图。中科院古脊椎所供图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科院古脊椎所在安徽潜山盆地发现约6200万年前的安徽模鼠兔化石，古生物学界对兔的起源才有了全新认识。

　　安徽模鼠兔化石发现时，虽然头骨材料并不完整，但它的门齿、颊齿这些很重要的结构都被保存下来，一些下颌材料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特征。科学家们通过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发现，安徽模鼠兔的上门齿跟今天兔子相关的结构特征非常接近，包括上门齿都是两对、前一对从前面观察能够看到表面有纵沟等。根据这一系列结构特征分析，科学家认为安徽模鼠兔跟现生兔子是有关联的，代表了今天兔子的祖先类型。

　　在发现安徽模鼠兔同一盆地同时还发现另一类非常重要的、命名为“东方晓鼠”的化石。安徽模鼠兔具有现生兔类特征，跟今天的兔子有亲缘关系，因此是“兔祖先”；东方晓鼠则具有一些啮齿类也就是鼠类的特征，可以说是“鼠祖先”。

　　这两类化石不光一个像兔一个像鼠，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很多相互交混的特征，这为解决鼠兔是否同源的争议，提供了非常好的化石证据，经过对比研究最终提出鼠兔同源的观点。

6200万年前“兔祖先”的安徽模鼠兔化石。孙自法摄

　　中新社记者：安徽模鼠兔如何演化出今天的兔子？从约6200万年前至今，兔子演化进程中有哪些重要分支节点？整体上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

　　李茜：分别作为兔、鼠祖先类型的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在约6200万年前同地同时被发现，约5800万年前的古新世和始新世之交，兔形目和啮齿目就已经分开，开始各自独立的演化。

　　整体上，兔子在地球上的分布及演化是一个较为连续的过程，但它们在不同大陆上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亚洲最早的兔形目化石记录是大约5300万年前，北美最早的记录是约4300万年前，欧洲要相对晚一些，大约2500万年前才有可靠的化石记录，非洲最晚，1900万前才有化石兔形类的出现。

　　中国不仅发现安徽模鼠兔化石，还在内蒙古约5300万年前的早始新世地层中发现目前已知最早的兔形目化石，将其命名为“远古道森兔”，在河南中始新世地层中(距今约4600万-4300万年)发现目前所知较早的兔科化石——“洛河卢氏兔”。

6200万年前“兔祖先”的安徽模鼠兔化石(右)和5300万年前的远古道森兔化石。孙自法摄

　　此外，中科院古脊椎所在内蒙古约3000万年前的地层中，还采集到保存非常完整的兔子骨架化石，经鉴定为鄂尔多斯兔。距今约3400万年前，地球上曾发生过一次全球性的大降温事件，哺乳动物也受到此次大降温事件的影响，在东亚出现一次非常明显的哺乳动物替代事件，也就是降温事件后兔形类和啮齿类替代奇蹄类成为整个哺乳动物群中的优势类群。因此，对这一时期发现的兔形类化石的后续相关研究，将对理解这些类群如何适应气候突变、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从安徽模鼠兔起步，到远古道森兔、再到洛河卢氏兔，以及其他非常丰富的兔形类化石，这些材料使得中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兔演化的化石证据链，从而为兔子的起源演化研究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李茜研究员展示介绍采自内蒙古地区约3000万年前一件保留出土时状态的一只兔子完整骨架化石材料。孙自法摄

　　中新社记者：安徽模鼠兔化石发现及深入研究，为兔子起源、鼠兔同源等关键之争划上句号后，兔子起源研究领域是否还存在未解之谜？

　　李茜：目前，在兔子的起源演化研究领域，其实还有较多未解之谜。

　　首先，安徽模鼠兔是兔类“老祖先”虽然已毫无疑问成为中外学界共识，但再往前追溯安徽模鼠兔的演化源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化石证据来回答，也是科学家们希望探索和解决的谜题。

　　其次，虽然我们找到了6200万年前的“兔祖先”安徽模鼠兔，也有众多被归入兔科中的早期属种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但是现代兔类的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欧亚大陆的记录是缺失的，在距今约800万年左右它们突然在亚洲和欧洲辐射开来，目前对这一被科学家们称为“兔事件”的过程尚无清晰的认识。这一问题还与现生兔类起源有很重要关系，因此也成为古生物学家一直探索的兔子演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三，兔子包含有兔科和鼠兔科，目前所发现的早期鼠兔科化石材料都非常破碎和零散，鼠兔科起源依然成谜。虽然中国已发现一类称为链兔的化石材料，但它是否为真正鼠兔科最早化石及起源还有争议，后续希望能发现更完整的化石材料来进行研究确定。

　　现生鼠兔科动物在中国青藏高原大量分布，它对环境特别敏感，堪称环境变化的“晴雨表”，尤其是对今天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环境保护等均有重要研究意义。例如新疆的伊犁鼠兔，现已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李茜研究员兔年说兔，科普解读兔子起源演化的“前世今生”。孙自法摄

　　中新社记者：在兔子起源演化研究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开展了哪些合作研究？有什么代表性合作成果？未来国际合作研究有何计划安排？

　　李茜：兔子起源演化研究中，中科院古脊椎所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安徽模鼠兔化石之后，很快进行研究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带到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交流当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提出“鼠兔同源”概念，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展示介绍，随即引起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研究兔形类和啮齿类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随后的进一步研究里，中国不仅对兔子起源演化开展形态学研究，也参与到通过古生物学的形态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当中。时至今日，无论是古生物的形态学研究，还是综合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国际学术界都已认可“鼠兔同源”概念，安徽模鼠兔是兔子的“老祖先”或者说祖先类型，也成为国际学界共识。

　　同时，因为在中国发现“兔祖先”化石，以及较为完整的有关兔演化的化石证据，这也吸引非常多的国际同行到中国来进行相关国际合作研究。前面提到，兔子起源演化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在破解这些谜题的时候，中国所拥有丰富的、重要的兔化石材料将更富吸引力，相信未来在这些领域会有更多国际合作的推进，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

　　值此兔年到来之际，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团队根据安徽模鼠兔化石研究成果，对“兔祖先”形象进行科学复原并完成生态复原图，展示出6200万年前潜山盆地的生态环境面貌，并成为央视兔年春晚吉祥物“兔圆圆”的灵感来源和设计基础，我们也借此祝大家兔年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兔”飞猛进、大展宏“兔”。(完)

　　专家简介：

　　李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古近纪哺乳动物及陆相地层学方面的研究。重点研究小型哺乳动物(啮齿类、兔形类等)的分类和系统学，物种的起源和演化，及哺乳动物与古环境之间的协同演化。她迄今已在国际及国内核心期刊杂志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是在中国诸多地点和层位上首次报道有关啮齿类和兔形类化石，对其中不同门类的起源和演化提出新的认识、进一步证实啮齿类的亚洲起源。二是首次建立起东亚早始新世至早渐新世啮齿类化石的连续演替序列，该序列明显反映出啮齿类对同期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该序列也成为中国及东亚不同地区地层划分和对比的重要参照。三是推进并解决亚洲哺乳动物分期与北美及国际分期之间对比的问题，建立有年龄标定的古近纪地层框架，为中国陆相地层建阶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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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政法网络舆情工作的十大创新思路******

　　寄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各类社会思潮、现实矛盾、群体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依法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地政法机关的本职要求。因此，不论是信息公开，还是热点回应，或是政策发布，最终目的是弥合分歧、减少误读、促成共识、增进公信，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场，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增强能力水平，提升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

　　1 合法性原则需摆在首位

　　随着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舆情处置的法治思维显得更加基本且必要。“依法办理”这一舆情处置关键之道所要求的“规范执法、依法处置”是影响舆情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政法机关唯有在依法处置的前提下，在发布内容、时间、节奏等技巧之“术”上采取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措施，方能确保舆情态势能快速走出困境。“依法办理”既是舆情处置的关键之道，也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政法机关不能做好依法办理这个“最先一步”，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这些技巧之术将成为“无本之木”。

　　2强化舆论阵地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常常聚焦公众的日常生活，通过采取煽情的路径触发舆论共情心理，导致一些偶发的热点个案被上升到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层面。因此，舆情应对不仅成为舆论引导重要手段，更应成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政法机关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敏感性，依法依规处理好网络舆情，及时消除个案被舆论场赋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3树立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

　　随着热点事件的复杂性增加及周期延长，跨系统舆情的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舆情处置工作不再限于某一家政法机关，甚至不限于某一地政法系统。从舆情发酵过程也能看出，舆情治理不止于一家单位、一个地区的责任，执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覆盖整个政法系统，一旦某地舆情回应不力，舆论负面情绪会波及并延伸至相关体系内部。换句话说，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可能面对“塔西佗”陷阱，这就要求舆情处置部门也要树立“共同体”意识。正如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全国各地政法机关需要树立全局意识和协作精神，共同应对舆论压力，共同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

　　4认清舆论场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在舆情工作中，无论是负面舆情处置还是正面宣传工作，风险意识一直是政法机关强调的要点，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工作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具靶向地采取措施，推动工作呈现实效。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研判相关风险时，不仅要知其然，提高防范意识，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当前舆论环境充分的了解，进而做出精准的风险预判及研判。只有看清热点事件背后所附着的社会思潮、舆论风向、议题“靶点”，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舆情发酵阶段做出精准研判，在舆论引导阶段明晰重心所在。例如，近年来接连出现多起与“女权”相关案件，其中四川女子“拉姆”遇害案、成都女子饭馆劝烟被泼水等事件均引发极端女权的罔顾事实的“狂欢”。对于这类带有明显议题特征案件，政法机关就不能以普通案件对待，需要及时预判舆论炒作点和舆情敏感点，增加回应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预判性，以免被炒作势力钻空子、揪辫子。

　　5适应新媒体时代工作需求

　　当下我们正处在短视频时代，网络热点舆情事件通过短视频的传播增加了发酵速度与烈度，“发酵快而急”“小事闹大闹炸”的趋向十分明显。而一旦舆情发酵，涉事政法机关面对全网舆论的关注压力，常常会出现回应处置不及时而被网民追打的局面。因此面对舆情急速发酵的情况，如果政法机关还按照往常思路，层层上报等审批，网络舆情已经升级恶化，很容易错过了回应舆情的最佳时机。对此，政法机关需要形成适应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思维，在发现、上报、研判、处置、引导等各个环节建立常态化方案，在突发舆情出现后能够从容不迫，不落后甚至能够跑赢网络舆情的发酵速度。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政法机关也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不断提高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重视舆情溯源和关键节点追踪，找到舆情推手和背后力量，在应对舆情时更加从容。

　　6重视情绪管理与疏导

　　后真相时代，感性主导理性，情绪先于事实。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对此，政法机关一方面，在舆情风险研判时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影响，以免踩中“雷区”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在舆情回应处置过程中，同情当事人的不幸遭遇，关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能够有效引导舆论理性表达。例如，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新街口发生一起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事件，其中有市民见义勇为被刺伤引发网民关注，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公安对见义勇为人士表达敬意，表态要加强排查整治、严打违法犯罪行为，相关部门专门介绍了“胖哥”救治情况。一系列表态及做法既回应了公众“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情感，也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盼。相反，缺乏情感关怀的通报案例也不少，类似“领导高度重视”“受害者情绪稳定”“情况不便透露”常常招来嘲讽批评，删帖、封口更是堵住人们释放情绪的渠道，必然适得其反。

　　7不回避舆情、不盲从舆论

　　舆情并不都是真实的民意，被流量操弄的伪舆情和假民意，具有迷惑性，虚高热度容易令政法机关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就被舆情带偏，脱离依法依规处理的原则和底线，反而使自身负面缠身。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网络舆情处置中出现“按闹分配”“不上热搜不解决”等不良倾向，变相鼓励了网络水军和自媒体制造舆情倒逼官方处置的现象，其中的反转舆情不仅滋生网络暴力加剧舆论场失序风险，还消耗政法机关的精力与公信力。因此，政法机关对于热点事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兼顾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确保处置工作经得起舆论检验和时间检验。

　　8建立舆情风险研判会商机制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政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分支，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而备受社会舆论的重视。在舆论看来，政法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由此引发的舆情能否有效处置也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在出现涉政法舆情后，其应对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提升。但要看到的是，政法机关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涉政法舆情时，仍将重点放在“应对”二字上，缺乏对舆情本身生成发酵的原因深入分析，在回应、引导和处置层面无法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也就导致出现回应缺乏重点，引导方向出现偏离等情况，使得舆情并未因“应对”而平息。因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涉政法舆情时，需将重心放在如何做好回应、引导工作上，而非简单停留于“应对”层面。

　　9强化有效信息供应原则

　　突发事件发酵速度快、信息量集中、话题扩散频繁，在信息真假不明、传言流行的时候，公众最希望看到来自官方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舆情工作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供给到位不到位。如果官方信息供给不透明、发布不及时，网民根据舆论场现有信息的误导或自身想象，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声权的全面下沉令更多人具有“发布者”的能力，足以影响整个舆论场的信息供给格局。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需要坚持高效率、高质量、动态化的信息供给方式，尽力放大己方的声量与覆盖面，压缩“竞争者”的影响力。此外，在处理热点事件的衍生舆情或二次舆情，由于此前的舆论势能积蓄，舆情再度喷发时的烈度与广度可能更胜以前，更需要处置部门准确掌握公众情绪、精准回应舆论关切，以稳定、有效、及时的信息供给稳定社会情绪，进而进行舆论引导。

　　10坚持舆情工作闭环思维

　　闭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有效的舆情管理，形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处置回路，确保舆情处置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衔接。当前，政法机关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组织了专业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为防范敏感信息发酵成热点事件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各地相关部门仍有“重开头轻后续”的处置倾向，即舆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现舆情苗头之后，基本都能比较迅速地介入并作出回应，能够从程序上完成政务公开的基本“规定动作”。但是首次回应之后，后续处置往往不太理想。一旦舆论关注度降低，网民被其他事件吸引而不做关注，那么涉事部门很容易转而放任舆情“敞口”，导致风险持续存在。因此，良好的舆情处置工作应当建立健全的闭环舆情机制，做到从预警发现到处置善后的全环节覆盖。具体而言，就是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政法机关需要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动态，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度，并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以实情工作促使舆情降温。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编辑：彭晓月刘思源）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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